云南藏族自称“博”、“博巴”，他称，在汉文史籍上对藏族及其居住地区曾经称为“吐蕃”、“乌思藏”等，丽江地区藏族被称为“古孜”、“古宗”或“古竹”等，新中国建立后统称藏族。
丽江的藏族主要分布在五个乡镇，分别是大具乡培良行*村的波丽罗、木层多自然村；鲁甸乡的杵峰、安乐行*村，塔城乡落固行*村的落西、落北；白沙乡的束河街道*山藏族村；玉龙纳西自治县玉龙雪山景区牦牛坪，还有极少数散落在其他地方。气候环境、生产方式和文化因素都对丽江藏族服饰产生重要影响。
在藏族历史长河中的特定阶段，不同的服饰及风格可以用来识别文化状态，亦可用来识别群体间的地域关系。我们能够通过一千多年前吐蕃“四如”和“西山诸羌”的服饰对比中发现显著的文化差异，同时又可以在一种文化区域内找到虽不十分明显却又很有意义的差别。如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纳西族文化熏染的塔城乡藏人和受丽江纳西族文化涵化的束河街道藏人，可以从服饰上同样可找到他们的差异。
藏族历史文化区涵盖了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多方面文化风貌上的一致性，在服饰上也是如此，同一个文化区服饰风格趋同，在头部和身体的装饰差异和服装款式的风格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丽江文化因素看，首先丽江居民的大部分是是纳西族，还有其他彝族、白族、汉族、普米族等少数民族，民族环境复杂。其次“茶马古道”贯通丽江，“茶马古道”是一条多元的民族文化走廊，在这条文化走廊上，当时出于做生意或者是婚嫁原因的藏人，选择留下来生活。有规律的分布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藏族同胞。因此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又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地理单元，鲁甸乡和塔城的服饰的过渡主要体现在藏文迪庆文化与适应当地的气候与环境从而发生的变化。
塔城乡处于与纳西族文化的过渡区间，塔城的藏族服饰采用自身的藏族服饰中与纳西族的百褶裙混搭的情况。“茶马古道”文化走廊地区、城郊的*山藏族村、雪花村和泸沽湖附近体现出文化的大融合，这两个地区的服饰文化则体现出藏族与彝族、纳西族、汉族和白族等民族融合的特点。丽江的藏族地区表现为多种文化交汇的宽广区域。
在明代，《滇志》卷十三中记：“古宗，西番之别种，滇之西北与吐蕃接壤，流入境内，丽江、鹤庆借间有之。男子辫发百缕，披垂前后，经年不栉沐，栉必以牲祭。披长毡裳，以牦牛或羊尾织之。妇人青白磁珠与砗磲相杂。”
不仅对丽江地区的藏族迁入和迁入后的居住地详细记录，还对当时丽江藏族服饰特征进行简答的概括，男子辫发垂在肩上，穿着牦牛毛和羊尾毛织的长毛毡衣服，这种衣服藏人称其为氆氇。女子身上的配饰由绿松石、磁珠和砗磲搭配。从中可以看出丽江的藏族基本是从其他地方迁徙到丽江。
居住在丽江地区的藏族，迁入时间不一，存在多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的，也就民国七年之后，中甸连年频繁的遭受到来自中甸东旺和四川城的强盗的烧杀抢掠，百姓纷纷逃难到其他地方，当时的丽江并未受到强盗的波及。
玉龙县塔城乡洛固行*村的藏族，据口碑资料于清乾隆五十二年(公元年)从迪庆州维西县其宗迁入。丽江市大东乡的甘海子“甘白”的藏族大部分从迪庆州中甸县格咱乡迁来，还有少数从四川省乡城县、木里县迁来，也有从宁蒗县永宁迁入的。永胜县大安乡的藏族据口碑资料于明代木氏土司将其从西藏昌都地区盐井县强迁至大安。宁蒗县在唐以前就有藏族居住，据史料记载，唐初摩梭人先祖尼月乌率部逐出吐蕃(藏族)。在丽江，塔城洛固、*山藏族村（原甘海子甘白）的藏族居住人数较多，服饰文化较为丰富。
“新”藏族服饰不仅服饰结构发生了变化，还在服饰上出现了许多的“新”元素。在调查中极少数藏族村民能够叫出这些新的图案、元素的名字，几乎所有村民都不知道这些元素代表的含义。其中包括“福”、“寿”字纹及其与其他图案的组合。福寿最开始是汉族民间的吉祥观念主体，后来被运用到藏族装饰纹样中，如图，有单独的寿字纹，也有寿字纹与卷草纹、臃肿纹组合。表现出藏民追求生命的愿望。新出现的太阳花图案，在之前传统的藏族服饰中从未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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